框架效应

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亚洲疾病问题

最鲜明地展示框架效应的是阿莫斯·特沃斯基和丹尼尔·卡尼曼 1981 年发表的“亚洲疾病问题”。面对预计 600 人死亡的疫病，提出两种对策。正面框架表述为“对策 A: 200 人获救”“对策 B: 1/3 概率 600 人全部获救，2/3 概率无人获救”；负面框架表述为“对策 C: 400 人死亡”“对策 D: 1/3 概率无人死亡，2/3 概率 600 人全部死亡”。A 与 C、B 与 D 在数学上完全相同，但在正面框架下确定性选项(A)更受青睐，在负面框架下赌博性选项(D)更受青睐。

正面框架与负面框架

框架效应的背后是前景理论。人在收益领域倾向于规避风险(偏好确定能得到的)，在损失领域倾向于追求风险(为避免损失而选择赌博)。“200 人获救”被作为收益处理因而偏好确定性，而“400 人死亡”被作为损失处理因而偏好赌博。这种不对称性在医疗场景中也得到了验证。将手术成功率表述为“90% 的存活率”还是“10% 的死亡率”，患者同意手术的比率会显著不同。同样的事实，强调哪一面就会大幅动摇人的判断。

潜伏在日常中的框架

框架效应不仅是实验室中的现象。超市的“脂肪减少 25%”和“含脂肪 75%”是同一商品，但前者感觉更健康。“失业率 5%”和“就业率 95%”也是同一事实，但给人的印象不同。政治家在谈论政策时巧妙地操纵框架，媒体可以将同一事件报道得积极或消极。价格标示中的“每天只需 1 元”和“年费 365 元”也是典型的框架。我们日常处于框架效应的影响之下，其中大部分我们并未察觉。

媒体素养与对抗框架

对抗框架效应的方法是养成用多个框架重新构建信息的习惯。阅读新闻时自问“如果用相反的框架表述这条信息会怎样”，就能减轻框架的影响。听到“手术成功率 90%”就转换为“失败率 10%”。听到“每 3 人中有 1 人经历过”就改读为“每 3 人中有 2 人没经历过”。莱文等人 1998 年的元分析表明，框架效应在风险选择、属性评价、目标设定三个领域一致地出现。完全摆脱框架是不可能的，但仅仅意识到它的存在，就能更接近基于信息的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