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得性启发

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发现 - 易回忆性支配判断

1973年，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·特沃斯基和丹尼尔·卡尼曼提出了可得性启发，作为人类在判断概率或频率时使用的心理捷径(启发式)之一。在他们的实验中，当被问及英语单词中“以r开头的单词”和“第三个字母是r的单词”哪个更多时，大多数被试回答前者更多。实际上后者更多，但由于以r开头的单词更容易从记忆中检索，因此产生了频率更高的错觉。这一发现表明，人类的判断依赖的不是统计上的准确性，而是从记忆中检索的容易程度(availability)。容易回忆起的案例往往鲜明且情感冲击力强，而这种鲜明性就充当了频率的替代指标。

媒体与风险认知的扭曲

可得性启发影响最为严重的领域是风险认知。飞机事故因在新闻中被大肆报道而容易留在记忆中，许多人因此觉得飞机比汽车更危险。然而从统计上看，死于汽车事故的概率是飞机事故的数十倍到数百倍。保罗·斯洛维奇的研究反复表明，人们的风险评估与媒体报道频率强相关，却与实际死亡统计相背离。恐怖主义、鲨鱼袭击、龙卷风等戏剧性死因被高估，而心脏病、糖尿病、哮喘等日常死因被低估。由于媒体优先报道“罕见且戏剧性的事件”，观众的记忆中不成比例地积累了统计上罕见的事件，风险地图逐渐偏离现实。

可得性级联 - 当恐惧驱动政策时

卡斯·桑斯坦和蒂莫尔·库兰将可得性启发在社会层面被放大的过程理论化为“可得性级联”。某一风险被媒体报道后，人们的不安加剧，这种不安引发更多报道，报道又放大不安，形成正反馈循环。政治家回应这种被放大的不安而推出对策，对策的报道又进一步加深风险严重性的印象。结果，对统计上轻微的风险投入了过多资源，而更严重但不显眼的风险被忽视。桑斯坦以1990年代美国的阿拉尔(农药)恐慌为可得性级联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，指出了科学依据薄弱的恐惧驱动政策的危险性。

应对可得性启发的策略

要减轻可得性启发的影响，需要养成有意识地将“易回忆性”与“实际频率”分离的习惯。具体而言，在做出重要判断之前确认基准率(base rate），即该事件实际发生的频率统计数据，是有效的方法。卡尼曼在《思考，快与慢》中论述，直觉判断(系统1)容易依赖可得性，而启动有意识的分析(系统2)可以修正偏差。在日常层面，当看到新闻感到不安时，养成自问“这件事实际发生在我身上的概率有多大”的习惯，是修正被媒体扭曲的风险认知最实用的方法。认识到情感冲击的强度与统计发生概率是不同维度的问题，这就是对抗这一认知偏差的基本防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