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剥夺权利的悲伤

肯尼斯·多卡的理论与五种类型

死亡学者肯尼斯·多卡于 1989 年提出了「被剥夺权利的悲伤(disenfranchised grief)」的概念，系统地分类了社会不认知、不承认的丧失所伴随的悲伤。多卡提出了五种类型。第一，「关系不被承认」的情况(前恋人、婚外情对象、网络朋友的死亡)。第二，「丧失不被承认」的情况(宠物之死、流产、因认知症导致的人格丧失)。第三，「悲伤者不被承认」的情况(幼小的孩子、智力障碍者)。第四，「死亡情境不被承认」的情况(自杀、药物过量)。第五，「悲伤的表达方式不被承认」的情况(男性的眼泪、文化上偏离的哀悼方式)。这些丧失容易被矮化为「没什么大不了的」，悲伤者因此更加孤立。

被污名化的丧失的心理影响

被剥夺权利的悲伤最有害的方面是，悲伤者无法为自己的感受正名。「不过是宠物死了而已」「又不是在交往」这样的周围反应，给悲伤者植入羞耻感，剥夺了表达悲伤的机会。托马斯·阿蒂格论述了悲伤过程中「社会承认」不可或缺。通过讲述丧失、获得共情、参与哀悼仪式，悲伤者才能将丧失作为现实来整合。如果得不到这种承认，悲伤就会「冻结」，以未处理的状态表现为身体症状(失眠、食欲不振、慢性疲劳)或延迟性的心理问题。

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不被承认的丧失

被剥夺权利的悲伤不是特殊案例，而是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。移民丧失故乡的文化、语言和风景的「文化性悲伤」，不孕治疗失败伴随的「想象中孩子的丧失」，离婚导致的家庭结构崩塌，退休带来的职业身份丧失，甚至疫情下「正常生活」的丧失，不伴随物理性死亡的丧失数不胜数。波琳·博斯提出的「模糊丧失(ambiguous loss)」概念解释了认知症家属那种「身体在但心理上不在」状态的悲伤，进一步拓展了对被剥夺权利的悲伤的理解。

支持的方式 - 承认悲伤

对被剥夺权利的悲伤的支持，第一步是承认丧失的真实性。「你经历了很艰难的事」「那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存在」这样的话语，能成为对抗社会矮化丧失的信息的力量。在临床场景中，威廉·沃登的「悲伤的四项任务」模型很有用：接受丧失的现实、经历悲伤的痛苦、适应没有逝者的环境、找到与逝者新的联结，这四个阶段也适用于不被承认的丧失。重要的是，不要从外部规定悲伤的「正确对象」或「适当期限」。判断悲伤正当性的权利，只属于悲伤者自己。